民间表达的意愿在微博的平台上突然爆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追求平等，惯于质疑，渴望权威解释又对权威不屑一顾，经常热闹围观，最关键的是他们热衷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史安斌指出，这样的传播中存在“极化”的因素：观点是极端的，信息是极端的，态度是极端的。而这样的传播生态是多年以来信息公开体制积弊爆发以后的结果。

微博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的公共意识空前提高，对新闻发言人有了更严苛的要求。

在史安斌看来，中国新媒体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同步发展，但新闻发言人自身并没有跟上这种发展的速度。两者严重脱节。

对内是制度困局，对外是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狭路相逢，加之王勇平的低级错误，他被死死地卡在了中间。

史安斌明白，内外两重困局的消除并非一日之功。他期望一方面从上到下要给现任的新闻发言人创造更为顺畅的工作机制和理性的传播生态，另一方面要以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的经验教训为由头，加快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专业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