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级干部配置官邸，其配偶及子女可以在高级干部任职期间一起居住；一旦该高级干部离开岗位，该高级干部和配偶子女均应及时腾退，由下一任高级干部居住。”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对“官邸制”作出如是解释。（12月11日中新社）

“探索实行官邸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短短几个字，如同吸铁石般牵动中国社会的神经，瞬间成为社会热点。所谓官邸制，简单说来就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官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

长期以来，不少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房，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多套住房的现象。而且经常出现每新来一任官员，就要搞一个大院的情况，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另外，官员的住房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官员从国家手中以低价买入房产，当市场价格上涨后再卖出，其收益就成为个人资产。此背景下，《决定》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有其重要现实意义。

然而，官邸制的实行，是否就真如一些专家所说的“是遏制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的根本途径”呢？笔者以为不容乐观。必须看到，官邸制的矛头是指向官员滥用权力以权谋房问题，此语境下“以权谋房”中的“房”，有其局限性，即仅针对当地政府为领导干部提供的“合法住房”，而现实却是，一个滥用权力的官员不仅可能把国有资产性质的住房占为己有，更有可能牟取其他性质的住房，例如从开发商那获取低价房、单位自行集资建房、通过贪污受贿自购房产等。

说白了，即便官邸制能有效规避领导干部将“官邸”视为个人资产，仍难以防止其滥用权力从其他途径、领域牟取多套房子。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67套，原浙江省药监局局长黄萌有84套，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更是涉及房产高达374套。我们不妨假设这些腐败官员涉及的房产腐败问题都有一套“官邸”，那么问题则是，除却官邸，其他那么多“以权谋房”，有当如何解决呢？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官邸制所能药到病除的。说白了，很多以权谋房的官员，不是因为没有房住，而是总感觉房子太少，欲壑难填。

正因如此，要全面抵制以权谋房，不仅要有官邸制，还有必须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机制制度，例如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事实上，在官邸制推定多年的美、德、法、日、韩等国家，无一例外不具有较为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不难想象，如果中国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单兵突进的官邸制恐仍难摆脱官员以权谋房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决定》提出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应该说，这一改革思路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谋而合，也与官邸制相得益彰。当然，预期效果的取得，仍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高层的改革决心、改革力度和改革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