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以自证清白的张海超，也是相对幸运的。与张海超同一家公司打工的张喜才，同样染上尘肺，却早早死在维权的路上。这正是更多受害农民工的境遇。

舆论持续关注下，最高层面，卫生部派出专家督导组赶到河南，督导该事件尽快解决。专家甚至还专程来到张海超家中看望会诊；而在当地，郑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多部门的处理小组，进行“特事特办”。种种迹象表明，作为个案的“开胸验肺”事件，将获得不错的处理结果。

孙志刚之死，终结了城市收容遣送制度。“开胸验肺”事件，也成为民工维权史上，一个新的极端。张海超以极端惨烈的方式，维护着真相和人格尊严。尽管换来了相关部门的回应，但这是一次偶然、例外和小概率事件。

没有人怀疑，生命健康权，是第一位的。不断上演的跳楼秀，都是为了获得权力、资本的回应。而这样的幸运，大部分情况里，缺少了舆论的关注，眷顾不了更多的人。在张海超背后，更多的农民工，正无声无息地承受制度尘肺的后果。不能及时解决和减少这样的社会问题，意味着更多的生命会受到戕害；制度完善拖延不决，不能及时回应和调整，甚或暴戾，更损害着权力自身。

“开胸验肺”事件，我们至少发现两个弊病：职防所鉴定需要用人公司开具证明，职防所具有完全的垄断权力，而其他的医院都不能参与。可以想见，面对这两个不合理的规定，张海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韧性。

无奈之下，张海超只能自证清白。恐怖的是，自证无辜的困境，对于底层民众来讲，十分普遍。新近的例子是，黑龙江女子代力，在妹妹代义离奇死亡之后，面对司法机关不合理的“药物中毒死亡”鉴定结论，不惜“以身试药”；近日还有民政部官员表示，低保家庭要实行家庭财产申报；更早还有以“处女膜”来自证清白的处女卖淫案；而更多刑事案件中，面对刑讯逼供，大量的受害人无力自证。而自证无辜的过程，亦还伴随着不曾停歇的伤害。

“开胸验肺”事件，受到舆论大量关注后，峰回路转。这样的套路，不应成为不少部门应对舆论的秀场和权宜之计。而根本上，权力却没有任何反省和自律，更没有清除积弊的勇气和决绝。

面对一路开起的绿灯，倔强的张海超一如既往的“极端”。他表示，必要时，愿意二次开胸验肺。既为了自己的将来，也为了其他有相同经历的工友。我们并不支持自残自伤式的维权，但“二次开胸”的回应，由衷值得尊敬。因为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抗争史，而是为更多同病相怜的工友，争取权益。

这样的终极价值关怀，正是我们所欠缺的。张海超只有一个，他不仅是极端中的极端，更是孤独中的孤独。张海超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损害甚至牺牲个体生命健康，已经是最后的极端。消除这样的悲剧，需要多方参与的社会合作。知识分子、公益组织、工会都责无旁贷。

通过舆论，民间的批评、建议指向明了。即便就事论事，立法机构当及时审查和修正相关法规；而强势的行政机关，更应该对此有所反省。